第109章
他又不肯延聘叶德辉为分教习,理由是叶的私生活很不好,虽则读书颇多而不配为人师表。叶德辉恨极了他,就鼓动一些守旧份子对他攻击。
梁启超为人坦白,心里想什么便说什么。他虽不曾参加孙中山的革命组织,却也颇富于民族、民权思想。他的札记批语中,有这么几句话:“读扬州十日记,尤令人发指眦裂。”“二十四朝......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,其余皆民贼也。”这几句话被反对者抓住,作为梁启超的罪状。
湖南学政江标与梁启超的另一位好友谭嗣同,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创办了《湘报》(日报)与《湘学报》(旬刊)。《湘学报》开头便是一篇介绍《孔子改制考》的文章,其后又发挥了不少排满与“无君”的言论。谭嗣同在五年前便已写过一部《仁学》,其中有“奇渥温、爱新觉罗,诸贱种异类,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,以窃中国”;又有“君也者,为民办事者也......事不办,易其人,亦天下之通议也。”
张之洞本是支持梁启超的人,被吓得赶紧写了《劝学篇》表明心迹(篇中有“宗经”一章),又写信给陈宝箴与江标,说梁、谭等人的言论“远近传播,将为乱阶,必宜救正”。
陈宝箴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“辞退”梁启超所聘的分教习欧榘甲、叶觉劢。梁和这两位被辞退的人一齐离开长沙,去上海。总计他办时务学堂,前后仅三个多月而已。
到了上海不久,梁启超便去北京再度参加会试,同时帮助康有为从事积极的变法运动。
康有为叫他再来一次举人连名上书,不由康领衔,而由他领衔。于是他写好一篇请废八股的奏章,找到一百多举人签名,在四月中旬送到都察院,托请转上光绪皇帝,都察院不肯收。又送到总理衙门,总理衙门也不肯收。
这时候,康有为自己所上的书,前后已经有过八次,而且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已经先后举行了所谓“保国会”三次。第一次在粤东会馆,到会的二百余人;第二次在嵩云草堂,到会的人数不详;第三次在贵州会馆,到会的一百余人。康有为本想把“保国会”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团体,在北京与上海设两个总会,在各省、府、县设若干分会,由于御史黄桂筠等纷纷弹劾,而未能如愿。
这一次会试,康有为中了进士,梁启超依然名落孙山。
康有为被任命为工部主事(科员),蒙光绪皇帝破格召见。觐见的一天是四月二十三日,地点在颐和园仁寿殿。
五天以前,光绪皇帝已经颁下了一道“定国是”的诏书,决心变法。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八的上书,终于发生效果。可叹的是:所谓效果只是一百零二天的维新而已。而维新云云,不仅为时极短,内容也只是二百道左有的谕旨。唯一的成就,是京师大学堂见于事实。
甚至,在康有为觐见后的第四天,慈禧太后的反击便已开始,虽则“政变”是在三个月以后。
四月二十七日,慈禧突然叫光绪下了一道“硃谕”:“协办大学士翁同龢,近来办事多不允协,以致众论不服,屡经有人参奏。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,任意可否,喜怒见于词色,渐露揽权狂悖情状,断难胜枢机之任。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,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,不忍遽加严谴。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,以示保全。”翁同龢一向对康有为颇表好感,又力主变法,虽则(一)出面保荐康有为的不是他,而是侍读学士徐致靖与御史杨深秀;(二)在学术思想上,翁很不赞成康的《孔子改制考》与《新学伪经考》。在驱逐翁同龢的一天,光绪于慈禧的严厉吩咐之下,命令此后凡是二品以上的新官,必须到慈禧面前叩头谢恩;又命令调直隶总督王文韶进京,派荣禄署理直隶总督。
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,姓瓜尔佳氏,慈禧的姨侄,在同治年间历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大臣,光绪元年兼步军统领,迁左都御史,升工部尚书,其后因反对慈禧自选太监忤旨,贬为西安将军。光绪二十年,再授步军统领,二十一年六月升兵部尚书,二十二年四月兼办大学士。
在奉派调任直隶总督的前五天,他刚被升任“大学士,管理户部”。
慈禧之所以把他调充直隶总督(仍兼大学士),用意在于让他掌握直隶总督所节制的聂士成、袁世凯、董福祥三支军队。不久,她示意御史李盛铎,请太后与皇上到天津阅兵。她叫光绪予以批准,预定阅兵之期在九月间。
这阅兵的事,据当时传说是慈禧与荣禄商量好的阴谋:到时候,把光绪捉住废掉,另立别人为皇帝。
事实上,慈禧未必有此阴谋。她大概是为了恐怕维新份子把光绪引到于己不利的路上,而预先让荣禄有兵,作为一种防卫措施而已。
慈禧之决心废掉光绪,不在驱逐翁同龢与任命荣标督直之日(四月二十七日),也不在光绪裁撤詹事府等骈枝机关之日(五月十四日),而是在光绪斥免礼部的六堂官(七月十九日)、擢用四军机章京(七月二十日)以后。
礼部主管朝廷吉凶大典,兼管科举与学校。所谓堂官,是两个尚书(部长,满、汉各一),与四个侍郎(副部长,满、汉各二)。在各部尚书之上,常常又有一个所谓“管部大臣”。
被光绪斥免的礼部六个堂官,是尚书怀塔布、许应骙,侍郎堃岫、溥涏、徐会澧、曾广汉。
这六位堂官之所以获罪,由于拒绝代呈该部一个主事(科员)王照的一封奏章。奏章里有下列几点内容:(一)请光绪仿照俄皇大彼得的故事出洋游历,先到日本看看;(二)设立一个“教部”、“扶翼圣教”;(三)责罚本部堂官,因为这几个堂官毁谤光绪,为臣不忠。
这一封奏章,王照先交给许应骙,许应骙不收。王照又交给怀塔布,并且说如果堂官再不肯代呈,他便送到都察院,请都察院代呈。结果,怀塔布答应代呈;却同时叫许应骙参劾王照一本,说王照咆哮署堂,居心“陷皇上于危地(日本)”。
光绪这才于收到王照与许应骙的两本奏章以后,在七月十六日将怀塔布、许应骙连同四个侍郎交(刑)部议处。四天以后,七月二十日,将六人一齐免职,赏给王照三品顶戴,以四品京堂候补。
光绪在原则上有权如此做,因为他自从光绪十五年二月起业已“亲政”。事实上,他一向凡事必请示慈禧,而竟然敢自作主张,把一部的尚书、侍郎六人统统免职,把一个“七品小京官”,破格升为四品,这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。
慈禧所更加不能忍受的是,第二天光绪不仅又破格提拔了四个小臣,而且赋以相当于宰相的大权。
这四个小臣是,内阁侍读杨锐、内阁中书林旭、刑部主事刘光第、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。光绪发表他们为“军机处章京”。名为章京(秘书),而事实上等于军机大臣兼大学士,因为从此以后光绪把所有的章奏交给他们看,所有的诏旨交给他们起草。七月二十二日,光绪突然又将李鸿章及满人敬信免去总理衙门大臣之职。李鸿章此时本已失势,只挂了大学士与总理衙门大臣空衔,然而究竟是慈禧一向所宠信的老臣,光绪打击他等于是目无慈禧。在光绪,并非存心与慈禧作对,只是因为深恨李鸿章对日媾和与对俄结盟,在这两件事上贻误大局,但是慈禧怎能不看作光绪是向她挑战呢?
最后,“母”子之间又有了因光绪召见袁世凯、重用袁世凯,而发生的大误会。
光绪罢免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到本人失掉自由,前后仅有两个星期而已。
这两个星期中,情势真是够紧张的。一方面,光绪与四位新章京励精图治,例如在八月初一日下了一道谕旨,令户部(财政部)每月列表陈报国家的收支数字,作为将来制定预算的准备;另一方面,荣禄与庆亲王奕劻、御史杨崇伊等人积极活动,怂恿慈禧实行“政变”。
《细说清朝》一三一、戊戌政变
梁启超在《戊戌政变记》一书中说,荣禄自从李鸿章被免掉总理衙门大臣以后便十分害怕,害怕自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亦将不保。恰好,在七月二十六日,光绪特召荣禄的部下袁世凯晋京陛见,而并不同时召见荣禄,这就叫荣禄更加害怕。在荣禄所统辖的三支军队之中,以袁世凯的“新建陆军”为最坚强。聂士成的“武毅军”,在甲午战争之中尚有表现,然而已有暮气。董福祥的一军,官兵皆无纪律,不堪一战。
荣、袁二人之间,私交不算坏,而且拜了把子,结为异姓兄弟。然而利害关头,谁也不能信谁。光绪为什么要特召袁世凯晋京陛见呢?不分明是要釜底抽薪作为撤换荣禄的第一步么?其实,光绪并无去掉荣禄的官职之意。光绪之所以召见袁世凯,出于康有为与谭嗣同的建议。康有为上了一本奏疏:“请皇上亲御戎衣,自统六军,仿日本例,置参谋本部。”谭嗣同当面向光绪说袁世凯是一位将才。
袁世凯在八月初一日见到光绪,光绪和他谈了一阵,所谈的都是怎样练兵的事。谈完,袁世凯退,光绪随即颁了一道谕旨,开去袁世凯的直隶按察使一缺,以侍郎(资格)候补。
八月初二,光绪又召见袁世凯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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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为人坦白,心里想什么便说什么。他虽不曾参加孙中山的革命组织,却也颇富于民族、民权思想。他的札记批语中,有这么几句话:“读扬州十日记,尤令人发指眦裂。”“二十四朝......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,其余皆民贼也。”这几句话被反对者抓住,作为梁启超的罪状。
湖南学政江标与梁启超的另一位好友谭嗣同,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创办了《湘报》(日报)与《湘学报》(旬刊)。《湘学报》开头便是一篇介绍《孔子改制考》的文章,其后又发挥了不少排满与“无君”的言论。谭嗣同在五年前便已写过一部《仁学》,其中有“奇渥温、爱新觉罗,诸贱种异类,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,以窃中国”;又有“君也者,为民办事者也......事不办,易其人,亦天下之通议也。”
张之洞本是支持梁启超的人,被吓得赶紧写了《劝学篇》表明心迹(篇中有“宗经”一章),又写信给陈宝箴与江标,说梁、谭等人的言论“远近传播,将为乱阶,必宜救正”。
陈宝箴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“辞退”梁启超所聘的分教习欧榘甲、叶觉劢。梁和这两位被辞退的人一齐离开长沙,去上海。总计他办时务学堂,前后仅三个多月而已。
到了上海不久,梁启超便去北京再度参加会试,同时帮助康有为从事积极的变法运动。
康有为叫他再来一次举人连名上书,不由康领衔,而由他领衔。于是他写好一篇请废八股的奏章,找到一百多举人签名,在四月中旬送到都察院,托请转上光绪皇帝,都察院不肯收。又送到总理衙门,总理衙门也不肯收。
这时候,康有为自己所上的书,前后已经有过八次,而且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已经先后举行了所谓“保国会”三次。第一次在粤东会馆,到会的二百余人;第二次在嵩云草堂,到会的人数不详;第三次在贵州会馆,到会的一百余人。康有为本想把“保国会”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团体,在北京与上海设两个总会,在各省、府、县设若干分会,由于御史黄桂筠等纷纷弹劾,而未能如愿。
这一次会试,康有为中了进士,梁启超依然名落孙山。
康有为被任命为工部主事(科员),蒙光绪皇帝破格召见。觐见的一天是四月二十三日,地点在颐和园仁寿殿。
五天以前,光绪皇帝已经颁下了一道“定国是”的诏书,决心变法。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八的上书,终于发生效果。可叹的是:所谓效果只是一百零二天的维新而已。而维新云云,不仅为时极短,内容也只是二百道左有的谕旨。唯一的成就,是京师大学堂见于事实。
甚至,在康有为觐见后的第四天,慈禧太后的反击便已开始,虽则“政变”是在三个月以后。
四月二十七日,慈禧突然叫光绪下了一道“硃谕”:“协办大学士翁同龢,近来办事多不允协,以致众论不服,屡经有人参奏。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,任意可否,喜怒见于词色,渐露揽权狂悖情状,断难胜枢机之任。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,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,不忍遽加严谴。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,以示保全。”翁同龢一向对康有为颇表好感,又力主变法,虽则(一)出面保荐康有为的不是他,而是侍读学士徐致靖与御史杨深秀;(二)在学术思想上,翁很不赞成康的《孔子改制考》与《新学伪经考》。在驱逐翁同龢的一天,光绪于慈禧的严厉吩咐之下,命令此后凡是二品以上的新官,必须到慈禧面前叩头谢恩;又命令调直隶总督王文韶进京,派荣禄署理直隶总督。
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,姓瓜尔佳氏,慈禧的姨侄,在同治年间历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大臣,光绪元年兼步军统领,迁左都御史,升工部尚书,其后因反对慈禧自选太监忤旨,贬为西安将军。光绪二十年,再授步军统领,二十一年六月升兵部尚书,二十二年四月兼办大学士。
在奉派调任直隶总督的前五天,他刚被升任“大学士,管理户部”。
慈禧之所以把他调充直隶总督(仍兼大学士),用意在于让他掌握直隶总督所节制的聂士成、袁世凯、董福祥三支军队。不久,她示意御史李盛铎,请太后与皇上到天津阅兵。她叫光绪予以批准,预定阅兵之期在九月间。
这阅兵的事,据当时传说是慈禧与荣禄商量好的阴谋:到时候,把光绪捉住废掉,另立别人为皇帝。
事实上,慈禧未必有此阴谋。她大概是为了恐怕维新份子把光绪引到于己不利的路上,而预先让荣禄有兵,作为一种防卫措施而已。
慈禧之决心废掉光绪,不在驱逐翁同龢与任命荣标督直之日(四月二十七日),也不在光绪裁撤詹事府等骈枝机关之日(五月十四日),而是在光绪斥免礼部的六堂官(七月十九日)、擢用四军机章京(七月二十日)以后。
礼部主管朝廷吉凶大典,兼管科举与学校。所谓堂官,是两个尚书(部长,满、汉各一),与四个侍郎(副部长,满、汉各二)。在各部尚书之上,常常又有一个所谓“管部大臣”。
被光绪斥免的礼部六个堂官,是尚书怀塔布、许应骙,侍郎堃岫、溥涏、徐会澧、曾广汉。
这六位堂官之所以获罪,由于拒绝代呈该部一个主事(科员)王照的一封奏章。奏章里有下列几点内容:(一)请光绪仿照俄皇大彼得的故事出洋游历,先到日本看看;(二)设立一个“教部”、“扶翼圣教”;(三)责罚本部堂官,因为这几个堂官毁谤光绪,为臣不忠。
这一封奏章,王照先交给许应骙,许应骙不收。王照又交给怀塔布,并且说如果堂官再不肯代呈,他便送到都察院,请都察院代呈。结果,怀塔布答应代呈;却同时叫许应骙参劾王照一本,说王照咆哮署堂,居心“陷皇上于危地(日本)”。
光绪这才于收到王照与许应骙的两本奏章以后,在七月十六日将怀塔布、许应骙连同四个侍郎交(刑)部议处。四天以后,七月二十日,将六人一齐免职,赏给王照三品顶戴,以四品京堂候补。
光绪在原则上有权如此做,因为他自从光绪十五年二月起业已“亲政”。事实上,他一向凡事必请示慈禧,而竟然敢自作主张,把一部的尚书、侍郎六人统统免职,把一个“七品小京官”,破格升为四品,这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。
慈禧所更加不能忍受的是,第二天光绪不仅又破格提拔了四个小臣,而且赋以相当于宰相的大权。
这四个小臣是,内阁侍读杨锐、内阁中书林旭、刑部主事刘光第、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。光绪发表他们为“军机处章京”。名为章京(秘书),而事实上等于军机大臣兼大学士,因为从此以后光绪把所有的章奏交给他们看,所有的诏旨交给他们起草。七月二十二日,光绪突然又将李鸿章及满人敬信免去总理衙门大臣之职。李鸿章此时本已失势,只挂了大学士与总理衙门大臣空衔,然而究竟是慈禧一向所宠信的老臣,光绪打击他等于是目无慈禧。在光绪,并非存心与慈禧作对,只是因为深恨李鸿章对日媾和与对俄结盟,在这两件事上贻误大局,但是慈禧怎能不看作光绪是向她挑战呢?
最后,“母”子之间又有了因光绪召见袁世凯、重用袁世凯,而发生的大误会。
光绪罢免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到本人失掉自由,前后仅有两个星期而已。
这两个星期中,情势真是够紧张的。一方面,光绪与四位新章京励精图治,例如在八月初一日下了一道谕旨,令户部(财政部)每月列表陈报国家的收支数字,作为将来制定预算的准备;另一方面,荣禄与庆亲王奕劻、御史杨崇伊等人积极活动,怂恿慈禧实行“政变”。
《细说清朝》一三一、戊戌政变
梁启超在《戊戌政变记》一书中说,荣禄自从李鸿章被免掉总理衙门大臣以后便十分害怕,害怕自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亦将不保。恰好,在七月二十六日,光绪特召荣禄的部下袁世凯晋京陛见,而并不同时召见荣禄,这就叫荣禄更加害怕。在荣禄所统辖的三支军队之中,以袁世凯的“新建陆军”为最坚强。聂士成的“武毅军”,在甲午战争之中尚有表现,然而已有暮气。董福祥的一军,官兵皆无纪律,不堪一战。
荣、袁二人之间,私交不算坏,而且拜了把子,结为异姓兄弟。然而利害关头,谁也不能信谁。光绪为什么要特召袁世凯晋京陛见呢?不分明是要釜底抽薪作为撤换荣禄的第一步么?其实,光绪并无去掉荣禄的官职之意。光绪之所以召见袁世凯,出于康有为与谭嗣同的建议。康有为上了一本奏疏:“请皇上亲御戎衣,自统六军,仿日本例,置参谋本部。”谭嗣同当面向光绪说袁世凯是一位将才。
袁世凯在八月初一日见到光绪,光绪和他谈了一阵,所谈的都是怎样练兵的事。谈完,袁世凯退,光绪随即颁了一道谕旨,开去袁世凯的直隶按察使一缺,以侍郎(资格)候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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