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1章
在他的弟子之中,以万氏兄弟为最有成就。他是余姚人,万氏兄弟为鄞县人。因此,中国学术上便有了所谓浙东学派。
万斯选从黄宗羲学理学,注重实行。黄宗羲很希望他发扬光大王阳明、刘宗周的学说,然而他先黄宗羲而死,黄氏极为感伤。
万斯大从黄宗羲学经学,对《三礼》极有心得,其后研究《春秋》也用《三礼》作为基础.他留下了《学礼质疑》《周官辨非》《仪礼商》《礼记偶笺》与《学春秋随笔》。
万斯同从黄宗羲学史学,造诣之高,尤甚于斯选、斯大。他独力写成一部明史稿,被王鸿绪借了去,冒为己作,送进清朝政府。其后乾隆年间官修的《明史》,在大体上仍是他的原作。他很知造“表”的重要,费了不少心力,作成明朝的功臣将相年表,从洪武直到永历。此外,他也写了一部《历代史表》与一部《儒林宗派》。他对于史实的考订,丝毫不苟,认为“言之发,或有所由;事之端,或有所起,而其流或有所激”:必须于官书“实录”以外,广参典籍,追本溯源。
这三位万氏兄弟,均是顺治、康熙年间的人,到了乾、嘉二朝,作为浙东学派的巨擘的,先后有全祖望与章学诚。
全祖望也是鄞县人,民间传说为晚明义士钱肃乐的转世。他自己有一首诗谈到这一点:“......琅江老督相,于我乃前身…...在我终弗信,传之颇惊人。”
他在康熙四十四年生,乾隆二十年逝世,十四岁的时候进学(考中秀才),三十二岁当了翰林,却借故回家,终身不仕。
我们从他的《鲒埼亭集》之中,可以读到许许多多晚明东南一隅忠臣义士的碑文与传记:史可法、沈廷扬、张名振、张肯堂、张煌言、张国维、孙嘉绩、熊汝霖、钱肃乐、王翊等,几乎是应有尽有。没一篇文章不令人读了感慨系之。
在全祖望的时候,明朝早被一般士大夫忘记,“夷夏之辨”的大义已经只能借天地会的组织,存在于所谓“下层社会”之中。全祖望学养之深、根基之厚,可谓当时全中国的第一人,不仅是文章直追子长(司马迁)、史学颉颃季野(万斯同)而已。
章学诚(实斋)是会稽(绍兴)人,乾隆四十三年的进士,卒于嘉庆六年。他与戴震同时,曾经在乾隆三十八年夏天与戴震在宁波相遇,讨论地方志的问题。两人的意见不同,辩了两天。戴震认为地方志应该注重“沿革”,章学诚认为应该注重“文献”。戴氏的《汾州志》写得很好,章氏的《和州志》《毫州志》《永清县志》写得更好。平心而论,戴氏是一位经学家,而章氏是一位史学家。
章学诚的最大贡献,是“六经皆史也”五个宇。章学诚不反对“义理”,也不反对“考据”,但是他反对离开六经而空谈义理的“伪程朱”、“伪陆王”,与专究六经的字句而忘记了这些字句是记载“政典”的汉学“陋儒”。
在汉学家之中,惠派与戴派虽有“守汉”与“求真”的不同,然而两派皆斤斤于训诂,这是章学诚所不能满意的。
在这一点上,他的确不愧为浙东学派的殿军。他说:“梨洲黄氏,出蕺山刘氏(宗周)之门,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,以至全氏祖望辈,尚存其意。”
章学诚对六经均有簇新的见解。他以为《书经》不完全记言,《春秋》也不完全记事。“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”的传说,并无根据。在《左氏春秋》(《左传》)里面,有宰孔命齐侯(桓公)的一段话,王子虎命晋侯(文公)的一段话,均是“训诰之文”,与《书经》中的若干训诰体裁相同。这是有了《春秋》以后,若干官方文件被收了进去,不再单独成书。孟子说过“王者之迹息而诗(经)亡,诗亡然后春秋作”。章学诚说,“乐亡而入于诗(经)礼(记),书亡而入于春秋”。
他又进一步把“经”字的神秘意义加以击破,先从《孝经》《忠经》下手。他说《孝经》是“传”,而不是经。《忠经》传说为马融所作,马融不是孔子,没有资格自题其书为经,而且这《忠经》也并非马融所写,是别人冒名的。最后,他明明白白地指出,孔于也不曾自题其书为经,况且孔子述而不作,根本没有动手写过什么书(至多是删正了一下《春秋》而已)。
在《文史通义》之中,章学诚尽量用“六艺”两个字代替“六经”,为的是避免这个“经”字。
他最不赞成一般人把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尔雅》等,都称为经,而包称它们为《十三经》,道家把《老子》改称为《道德真经》,中国的佛家把许多有关释迦牟尼的言行及各派佛学的书,也称为“经”,正如墨子的信徒把墨子的书尊称为《墨经》,都是“其徒自相崇奉”的“文饰之辞”。
总而言之,“六艺”也不过都是史料,“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,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”。
章学诚是一个肯用脑筋的人,因此颇欣赏郑樵的《通志》,而不喜欢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。他说,郑樵能自出心裁,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写法,而马端临只晓得抄书,缺乏“独断”。
他欣赏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,不喜欢《晋书》、《隋书》,及其后一切“成于众手”的所谓正史。理由是,前四史均为一家之言,其后的正史都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。
编年体的《资治通鉴》,在章学诚看来,是颇合于《春秋》的遗意的。一般人把它列于正史之次,视如附庸,他认为不对。袁枢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,他尤其喜欢;他以为不能因为袁枢的书有些地方不够好,而抹杀这种纪事本末体的写法之值得提倡。
图与表的重要,章学诚也常常提到。
他心中时时以“实用”为念:研究六经不该是为了钻牛角尖,而应该是为了研究古代的历史,不但要研究古代的历史,并且要研究古代以后,直至今天的历史。为的是什么呢?为的是“切于实用”,把心得写出来,供给今天与后世的读者作为参考。章学诚生在乾嘉时代,而有如此的见解,比起当时许多食古不化的人,真是高明多了。
唐朝刘知幾曾经在所著的《史通》里,说历史家应该具备三项资格:史学、史识、史才。章学诚认为还要再加一项资格,列于这三项资格之前:史德。史德,便是心术。写历史的人,必须有大公无私,持正不阿的素养,又必须注意自己的感情意气,于善善恶恶之际能够持平。章学诚的话,不是对自甘下流的魏收之流而发。魏收的《魏书》,被人们称为“秽书”,“夫秽史者所以自秽…...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,其患未至甚也。”章学诚的话,是对于贤者而发:“所患夫心术者,谓其有君子之心,而学养未底于粹也。”
章学诚可算是学术界的一个转风气的人。在他以后,到了道光、咸丰之时,经世之学便代替了经学成为学人的好尚,其有力的代表者是龚自珍(定庵)与魏源(默深)。
与章学诚约略同时,而别树一帜、以疑古成名的,有(河北)大名的崔述。他是乾隆二十七年的举人,留下若干种《考信录》,包括有关孔子一生的《洙泗考信录》,与有关西周初年的《丰镐考信录》。
比章学诚稍后,而孜孜于经典的研究,不拘拘子戴氏及浙东的派别之见者,以焦循(里堂)的成就为最大。焦循是江都人,在嘉庆六年中举,是精通汉易的大师,写有《易通释》廿卷,也写了《论语何氏集解补疏》《孟子正义》《六经补疏》。
最后,在道光年间,站在宋学的立场,以桐城派古文家的姿态猛力抨击汉学家,差不多给了汉学家一个致命的打击的,是《汉学商兑》的著者方东树。他指出“训诂多有不得真者,非义理何以审之”?他又说:“贱利重义。杀身成仁…...实不必存乎典章制度,岂皆为异端邪说与?”
《细说清朝》六六、嘉庆皇帝
嘉庆在位二十二年半,前三年仍由乾隆以“太上皇帝”的名义当家。到了嘉庆四年(1799年)正月乾隆击世.嘉庆才名副其实地当起皇帝来。这时候,他已是四十岁的人了。
他的才华赶不上乾隆,但在种种方面均比乾隆好。他不像乾隆那样爱虚荣,爱游山玩水,征歌选色,爱奉承,爱亲信小人、斥逐君子。
他主政以后的第一大快人心之事,是捉拿和珅。其后,他重用了庆桂、朱珪,也倚任王杰、董诰。这四人都是清代有数的贤臣。嘉庆有心把国家治好,是显然的。
他为人懦弱一点,是有的;但生平不喜欢杀人,对臣下很宽,对人民的疾苦也有所关怀。他死后被谥为“仁宗”,不无理由。
他的儿女不多,长成的仅有四子一女。后宫很少,宫廷内的生活很简单而清静。
以他这样的人,处在太平之世,不失为一个贤君。可惜他从乾隆手中接下来乱糟糟的一个国家,与十分腐化的一个政府。
清朝在当时所需要的,不是嘉庆,而是一个大刀阔斧、像雍正那样的皇帝。所需要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,也不是庆桂、朱珪、王杰、董诰等“好人”,而是火辣辣的张居正。
洪亮吉以翰林院编修的地位,上书给各位军机与王大臣说:“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(雍正)之严明,使吏治肃而民乐生”。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hbxs.cc。湖北小说网手机版:https://m.hbxs.cc
万斯选从黄宗羲学理学,注重实行。黄宗羲很希望他发扬光大王阳明、刘宗周的学说,然而他先黄宗羲而死,黄氏极为感伤。
万斯大从黄宗羲学经学,对《三礼》极有心得,其后研究《春秋》也用《三礼》作为基础.他留下了《学礼质疑》《周官辨非》《仪礼商》《礼记偶笺》与《学春秋随笔》。
万斯同从黄宗羲学史学,造诣之高,尤甚于斯选、斯大。他独力写成一部明史稿,被王鸿绪借了去,冒为己作,送进清朝政府。其后乾隆年间官修的《明史》,在大体上仍是他的原作。他很知造“表”的重要,费了不少心力,作成明朝的功臣将相年表,从洪武直到永历。此外,他也写了一部《历代史表》与一部《儒林宗派》。他对于史实的考订,丝毫不苟,认为“言之发,或有所由;事之端,或有所起,而其流或有所激”:必须于官书“实录”以外,广参典籍,追本溯源。
这三位万氏兄弟,均是顺治、康熙年间的人,到了乾、嘉二朝,作为浙东学派的巨擘的,先后有全祖望与章学诚。
全祖望也是鄞县人,民间传说为晚明义士钱肃乐的转世。他自己有一首诗谈到这一点:“......琅江老督相,于我乃前身…...在我终弗信,传之颇惊人。”
他在康熙四十四年生,乾隆二十年逝世,十四岁的时候进学(考中秀才),三十二岁当了翰林,却借故回家,终身不仕。
我们从他的《鲒埼亭集》之中,可以读到许许多多晚明东南一隅忠臣义士的碑文与传记:史可法、沈廷扬、张名振、张肯堂、张煌言、张国维、孙嘉绩、熊汝霖、钱肃乐、王翊等,几乎是应有尽有。没一篇文章不令人读了感慨系之。
在全祖望的时候,明朝早被一般士大夫忘记,“夷夏之辨”的大义已经只能借天地会的组织,存在于所谓“下层社会”之中。全祖望学养之深、根基之厚,可谓当时全中国的第一人,不仅是文章直追子长(司马迁)、史学颉颃季野(万斯同)而已。
章学诚(实斋)是会稽(绍兴)人,乾隆四十三年的进士,卒于嘉庆六年。他与戴震同时,曾经在乾隆三十八年夏天与戴震在宁波相遇,讨论地方志的问题。两人的意见不同,辩了两天。戴震认为地方志应该注重“沿革”,章学诚认为应该注重“文献”。戴氏的《汾州志》写得很好,章氏的《和州志》《毫州志》《永清县志》写得更好。平心而论,戴氏是一位经学家,而章氏是一位史学家。
章学诚的最大贡献,是“六经皆史也”五个宇。章学诚不反对“义理”,也不反对“考据”,但是他反对离开六经而空谈义理的“伪程朱”、“伪陆王”,与专究六经的字句而忘记了这些字句是记载“政典”的汉学“陋儒”。
在汉学家之中,惠派与戴派虽有“守汉”与“求真”的不同,然而两派皆斤斤于训诂,这是章学诚所不能满意的。
在这一点上,他的确不愧为浙东学派的殿军。他说:“梨洲黄氏,出蕺山刘氏(宗周)之门,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,以至全氏祖望辈,尚存其意。”
章学诚对六经均有簇新的见解。他以为《书经》不完全记言,《春秋》也不完全记事。“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”的传说,并无根据。在《左氏春秋》(《左传》)里面,有宰孔命齐侯(桓公)的一段话,王子虎命晋侯(文公)的一段话,均是“训诰之文”,与《书经》中的若干训诰体裁相同。这是有了《春秋》以后,若干官方文件被收了进去,不再单独成书。孟子说过“王者之迹息而诗(经)亡,诗亡然后春秋作”。章学诚说,“乐亡而入于诗(经)礼(记),书亡而入于春秋”。
他又进一步把“经”字的神秘意义加以击破,先从《孝经》《忠经》下手。他说《孝经》是“传”,而不是经。《忠经》传说为马融所作,马融不是孔子,没有资格自题其书为经,而且这《忠经》也并非马融所写,是别人冒名的。最后,他明明白白地指出,孔于也不曾自题其书为经,况且孔子述而不作,根本没有动手写过什么书(至多是删正了一下《春秋》而已)。
在《文史通义》之中,章学诚尽量用“六艺”两个字代替“六经”,为的是避免这个“经”字。
他最不赞成一般人把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尔雅》等,都称为经,而包称它们为《十三经》,道家把《老子》改称为《道德真经》,中国的佛家把许多有关释迦牟尼的言行及各派佛学的书,也称为“经”,正如墨子的信徒把墨子的书尊称为《墨经》,都是“其徒自相崇奉”的“文饰之辞”。
总而言之,“六艺”也不过都是史料,“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,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”。
章学诚是一个肯用脑筋的人,因此颇欣赏郑樵的《通志》,而不喜欢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。他说,郑樵能自出心裁,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写法,而马端临只晓得抄书,缺乏“独断”。
他欣赏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,不喜欢《晋书》、《隋书》,及其后一切“成于众手”的所谓正史。理由是,前四史均为一家之言,其后的正史都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。
编年体的《资治通鉴》,在章学诚看来,是颇合于《春秋》的遗意的。一般人把它列于正史之次,视如附庸,他认为不对。袁枢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,他尤其喜欢;他以为不能因为袁枢的书有些地方不够好,而抹杀这种纪事本末体的写法之值得提倡。
图与表的重要,章学诚也常常提到。
他心中时时以“实用”为念:研究六经不该是为了钻牛角尖,而应该是为了研究古代的历史,不但要研究古代的历史,并且要研究古代以后,直至今天的历史。为的是什么呢?为的是“切于实用”,把心得写出来,供给今天与后世的读者作为参考。章学诚生在乾嘉时代,而有如此的见解,比起当时许多食古不化的人,真是高明多了。
唐朝刘知幾曾经在所著的《史通》里,说历史家应该具备三项资格:史学、史识、史才。章学诚认为还要再加一项资格,列于这三项资格之前:史德。史德,便是心术。写历史的人,必须有大公无私,持正不阿的素养,又必须注意自己的感情意气,于善善恶恶之际能够持平。章学诚的话,不是对自甘下流的魏收之流而发。魏收的《魏书》,被人们称为“秽书”,“夫秽史者所以自秽…...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,其患未至甚也。”章学诚的话,是对于贤者而发:“所患夫心术者,谓其有君子之心,而学养未底于粹也。”
章学诚可算是学术界的一个转风气的人。在他以后,到了道光、咸丰之时,经世之学便代替了经学成为学人的好尚,其有力的代表者是龚自珍(定庵)与魏源(默深)。
与章学诚约略同时,而别树一帜、以疑古成名的,有(河北)大名的崔述。他是乾隆二十七年的举人,留下若干种《考信录》,包括有关孔子一生的《洙泗考信录》,与有关西周初年的《丰镐考信录》。
比章学诚稍后,而孜孜于经典的研究,不拘拘子戴氏及浙东的派别之见者,以焦循(里堂)的成就为最大。焦循是江都人,在嘉庆六年中举,是精通汉易的大师,写有《易通释》廿卷,也写了《论语何氏集解补疏》《孟子正义》《六经补疏》。
最后,在道光年间,站在宋学的立场,以桐城派古文家的姿态猛力抨击汉学家,差不多给了汉学家一个致命的打击的,是《汉学商兑》的著者方东树。他指出“训诂多有不得真者,非义理何以审之”?他又说:“贱利重义。杀身成仁…...实不必存乎典章制度,岂皆为异端邪说与?”
《细说清朝》六六、嘉庆皇帝
嘉庆在位二十二年半,前三年仍由乾隆以“太上皇帝”的名义当家。到了嘉庆四年(1799年)正月乾隆击世.嘉庆才名副其实地当起皇帝来。这时候,他已是四十岁的人了。
他的才华赶不上乾隆,但在种种方面均比乾隆好。他不像乾隆那样爱虚荣,爱游山玩水,征歌选色,爱奉承,爱亲信小人、斥逐君子。
他主政以后的第一大快人心之事,是捉拿和珅。其后,他重用了庆桂、朱珪,也倚任王杰、董诰。这四人都是清代有数的贤臣。嘉庆有心把国家治好,是显然的。
他为人懦弱一点,是有的;但生平不喜欢杀人,对臣下很宽,对人民的疾苦也有所关怀。他死后被谥为“仁宗”,不无理由。
他的儿女不多,长成的仅有四子一女。后宫很少,宫廷内的生活很简单而清静。
以他这样的人,处在太平之世,不失为一个贤君。可惜他从乾隆手中接下来乱糟糟的一个国家,与十分腐化的一个政府。
清朝在当时所需要的,不是嘉庆,而是一个大刀阔斧、像雍正那样的皇帝。所需要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,也不是庆桂、朱珪、王杰、董诰等“好人”,而是火辣辣的张居正。
洪亮吉以翰林院编修的地位,上书给各位军机与王大臣说:“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(雍正)之严明,使吏治肃而民乐生”。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hbxs.cc。湖北小说网手机版:https://m.hbxs.c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