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5章
他在同治六年派遣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,为中国“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”(英文写作“特命全权高级公使”HighMinisterExtraordinaryandPlenipotentiary)。同时被派的,是志刚与孙家谷。这两人名义与蒲安臣相同,事实上只是高等随员而已,清廷为了敷衍英、法两国,又加派柏卓安与德善为“协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”。
蒲安臣在华五年,颇得中国政府及各国驻华人士的好感。他任期届满,恭亲王与文祥等人在总理衙门为他饯行。于酒酣耳热之际向他提出,请他到欧美各邦作中国的正式代表。他踌躇了几天,却不过恭亲王与文行的情面与总税务司赫德的“打气”,终于答应。
答应了以后,他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,在欧美替中国挣得了极大的同情与了解,于完成任务的前夕病死于圣彼得堡。
他率领志刚等人与三十名左右的随员,在1868年2月25日(同治六年二月初三)离开上海,于一个多月以后到达旧金山,受到加里福尼亚州长的盛大欢迎。在欢迎宴会上,他强调中国已走上“和平与进步”的大道。州长说:“我们的贵宾,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府的代表,同时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的宠儿”。
到了纽约,纽约州州长也设宴款待蒲安臣与他所率领的“代表团”。蒲安臣演讲说:“中国已经准备邀请美国传教士“到(中国的)每一个山头、每一个山谷,树立闪耀的十字架”:中国而且准备“聘任美国工程师去中国开矿、筑铁路。”
美国的总统约翰生,在华盛顿白宫接见他们,叫国务卿(国务秘书)席华德,和蒲安臣议订了一个《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》:内容共有八条,例如,美国如与他国交战,美国与他国均不得在中国领海“争战夺货劫人”;中国可以派领事驻在美国各港口;中国人在美国也应该有信仰自由,“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,稍有屈抑苛待”;如果有美国及中国人将中国人勉强带往美国或运往别国(作猪仔),均按法律治罪;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,“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,一体优待”,美国人可以在中国的指定外国人居住地方办学堂,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办学堂。
最重要的,是第八款:“凡无故干预、代谋别国内治之事,美国向不以为然。至于中国之内治,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顾问之意。即如通线(海陆电报)、铁路各等机法,于何时、照何法、因何情欲行制造,总由中国皇帝自主,酌度办理,此意预已言明。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种机法,向美国以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,美国自愿指派精炼工师前往,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。中国自必妥为保护其身家,公平酬劳。”
蒲安臣率领代表团,由美国到英国。英国这时候的首相是保守党狄斯雷利(Disraeli),对蒲安臣十分冷淡。蒲安臣从9月19日(同治七年八月初四)等到ll月20日,等了两个月,才见到维多利亚女王。
其后,保守党内阁垮台,自由党格兰斯顿组阁,情形才告好转。新任外相克赖兰登勋爵于接见蒲安臣以后三天,在12月28日致函声明,今后英国政府不用妨害中国独立与安全的不友谊的压力;只对中国中央政府交涉,不与地力当局谈判;但中国必须遵守条约;英国遇有臣民的生命财产受有直接威胁之时,仍必使用武力。
这项声明,虽则含有相当的“保留”,却是很重要的一项文献。克赖兰登把声明的内容写成训令,令驻华使领人员一体遵照,同时咨请殖民部与海军部查照结果,英国对华停止了“炮船外交”,直至义和团事件发生之时。
蒲安臣离开英国去法国,受到法国朝野的热烈欢迎。拿破仑第三接见他,并且邀请代表团参加宫廷跳舞会。但是,拿破仑第三既不肯订立平等新约,又不肯作一堪比于克赖兰登所作的声明。(不过,法国这时候已经复过克赖兰登一封信,说愿意与英国采取一致的行动。)
蒲安臣的原定计划是要联络英、法,排拒普、俄。现在,只得改变方针,向普鲁士下功夫。他于是经由瑞典、丹麦、荷兰到了柏林,觐见普王威廉(其后的德意志皇帝威廉第一)与铁血宰相俾斯麦。
威、俾二人对他与他的代表团十分欢迎,其热烈不亚于拿破仑第三。俾斯麦表示:中国地大物博人多,前途未可限量。俾斯麦应蒲安臣之请,代表“北德意志联邦”发表了一件声明,其内容与克赖兰登的声明相仿。
蒲安臣于是又去俄国,在同治九年正月初三(2月2日)到达圣彼得堡。他会晤了俄国外相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,看出他们对中国所存的野心,知道很难有结果,闷闷不乐。他也见到俄皇亚力山大第二,而且被邀请在正月十八日入宫欣赏古玩。这一天,他回寓便一病不起,在六天以后逝世。
清廷颁一万两银子,作为他的治丧费,追赠他“一品衔”。恭亲王亲自到美国驻华使馆吊唁。
代表团的首席,由志刚接任。此人的能力、热心与蒲安臣相差太远,只想早一点回国。
于是,代表团匆匆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,取道比利时与意大利登轮东返,在比、意两国也只是顺便访问而已,毫无收获。
恭亲王之所以奏派蒲安臣、志刚等人作巡回大使访问各国,
无非是作为“修约”的一种准备。恭亲王对咸丰九年、十年的“修约”战争与“换约战争”,记忆犹新,而《中英天津条约》载有十年以后再行修改的条款,所以很忧虑列强又将提出若干新的要求。他在同治六年向各省督、抚征询关于“再修约”的意见,以及如何应付《天津条约》中已有规定而尚未实施的项目,如“觐见”与“遣使”。
外国大使、公使向本国元首觐见原是例行公事,然而清朝君臣始则坚持跪拜之礼,继则于战败以后答应“对其本国君主之礼”相见,仍用延宕手腕一推再推。官文说:“觐者,诸侯虻天f之礼……未有非属国而觐,即未有觐而不行跪拜礼者,且未有诸侯不自来而使其臣来觐者。今夷既末能进于中国,而中国转自变其礼,以委屈相从,奴才窃未见其可也。”
曾、左、李三人与官文的见解不同。他们认为不妨准外国大使、公使觐见。曾说:“拟请侯皇上(同治)亲政之后,准其入觐。其仪节临时酌定,既为敌国(对等国家)使臣,不必强以所难。”左说:“在彼所争者中外均敌,不甘以属国自居,非有他也,似不妨允其所请。”李说:觐见“须待我皇上亲政后,再为奏请施行。”于是,恭亲王决定:等待同治大婚与亲政以后,让各国大使公使觐见。他吩咐蒲安臣,向各国元首解释,现值两宫皇太后垂帘时期,按照中国礼俗女人不便接见男宾。
关于遣使的事,反对最坚决的也是官文。官文说:“中国(使臣)赴外国,并无应办事件,无须遣使。”赞成遣使的,也是曾、左、李。曾说:“中外既已和好,彼此往来亦属常事”。左说:“沿海士商,经历各海国者不乏其人,其中亦有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惟责成各督、抚及总理船政大臣(沈葆帧)精为访择,必有可应命者。”李说:“遣使外洋,(各)该国本毋庸跪拜,尽可从宜从众。”
于是,恭亲王便先派蒲安臣作巡回大使试试,同时叫志刚与孙家谷跟着去阅历阅历。
志刚与孙家谷二人阅历了两年,对外交官生涯已感厌倦。其后天津教案发生,被派往法国去道歉的特使是崇厚。到了光绪元年,英人马加里在云南被杀,被派往英国去遭歉的特使是郭嵩焘,副使是许钤身。
第一任正常的外交使臣是陈兰彬与容闳,所驻的国家是美国、西班牙、秘鲁。派出的年代,也是光绪元年。
《细说清朝》一一七、对秘鲁建交
秘鲁之所以于拉丁美洲各国之中特受重视,是因为当时贩运华工的船多半是秘鲁所有。华工被运去秘鲁开矿的,人数也极多。
对秘鲁建交,是李鸿章经手的。秘鲁的专使葛尔西亚在同治十二年到天津,拜访李鸿章。李鸿章告诉他:根据粤海关税务司报告:同治九年有秘鲁船一只,在澳门“贩载”华工三百一十三人;同治十年有秘鲁船十三只。在澳门贩载华工五千九百八十七人;同治十一年有秘鲁船十九只,在澳门贩载华工九千三百八十一人(其中有二百多人受不了玛也西号船主的虐待,在日本横滨纷纷跳水,企图自杀。日本当局将该船扣留,把船主与华工交由“各国领事公同讯问”。结果,通知中国两江总督兼“南洋大臣”何璟,派人把这二百多人带回中国)。
这些是有案可稽的,无案可稽的至少又有八九万人。因为,秘鲁专使葛尔西亚自己承认,当时已经住在秘鲁的华人有十万以上。
葛尔西亚接受李鸿章的意见,在《中秘通商条约》的草案上列入“查办华工专条”,规定中国可以派员到秘鲁查询华工受苦的情形,通知秘鲁的地方官将雇主“传案讯断”,倘华工对判词不服,可以上诉于“秘国各大员”;凡是合同内有“期满由雇主资遣回国”字样的,雇主必须践约;倘合同内没有“期满由雇主资遣回国”字样,而华工自愿回国又无力自付川资的,应由秘鲁政府设法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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蒲安臣在华五年,颇得中国政府及各国驻华人士的好感。他任期届满,恭亲王与文祥等人在总理衙门为他饯行。于酒酣耳热之际向他提出,请他到欧美各邦作中国的正式代表。他踌躇了几天,却不过恭亲王与文行的情面与总税务司赫德的“打气”,终于答应。
答应了以后,他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,在欧美替中国挣得了极大的同情与了解,于完成任务的前夕病死于圣彼得堡。
他率领志刚等人与三十名左右的随员,在1868年2月25日(同治六年二月初三)离开上海,于一个多月以后到达旧金山,受到加里福尼亚州长的盛大欢迎。在欢迎宴会上,他强调中国已走上“和平与进步”的大道。州长说:“我们的贵宾,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府的代表,同时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的宠儿”。
到了纽约,纽约州州长也设宴款待蒲安臣与他所率领的“代表团”。蒲安臣演讲说:“中国已经准备邀请美国传教士“到(中国的)每一个山头、每一个山谷,树立闪耀的十字架”:中国而且准备“聘任美国工程师去中国开矿、筑铁路。”
美国的总统约翰生,在华盛顿白宫接见他们,叫国务卿(国务秘书)席华德,和蒲安臣议订了一个《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》:内容共有八条,例如,美国如与他国交战,美国与他国均不得在中国领海“争战夺货劫人”;中国可以派领事驻在美国各港口;中国人在美国也应该有信仰自由,“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,稍有屈抑苛待”;如果有美国及中国人将中国人勉强带往美国或运往别国(作猪仔),均按法律治罪;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,“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,一体优待”,美国人可以在中国的指定外国人居住地方办学堂,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办学堂。
最重要的,是第八款:“凡无故干预、代谋别国内治之事,美国向不以为然。至于中国之内治,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顾问之意。即如通线(海陆电报)、铁路各等机法,于何时、照何法、因何情欲行制造,总由中国皇帝自主,酌度办理,此意预已言明。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种机法,向美国以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,美国自愿指派精炼工师前往,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。中国自必妥为保护其身家,公平酬劳。”
蒲安臣率领代表团,由美国到英国。英国这时候的首相是保守党狄斯雷利(Disraeli),对蒲安臣十分冷淡。蒲安臣从9月19日(同治七年八月初四)等到ll月20日,等了两个月,才见到维多利亚女王。
其后,保守党内阁垮台,自由党格兰斯顿组阁,情形才告好转。新任外相克赖兰登勋爵于接见蒲安臣以后三天,在12月28日致函声明,今后英国政府不用妨害中国独立与安全的不友谊的压力;只对中国中央政府交涉,不与地力当局谈判;但中国必须遵守条约;英国遇有臣民的生命财产受有直接威胁之时,仍必使用武力。
这项声明,虽则含有相当的“保留”,却是很重要的一项文献。克赖兰登把声明的内容写成训令,令驻华使领人员一体遵照,同时咨请殖民部与海军部查照结果,英国对华停止了“炮船外交”,直至义和团事件发生之时。
蒲安臣离开英国去法国,受到法国朝野的热烈欢迎。拿破仑第三接见他,并且邀请代表团参加宫廷跳舞会。但是,拿破仑第三既不肯订立平等新约,又不肯作一堪比于克赖兰登所作的声明。(不过,法国这时候已经复过克赖兰登一封信,说愿意与英国采取一致的行动。)
蒲安臣的原定计划是要联络英、法,排拒普、俄。现在,只得改变方针,向普鲁士下功夫。他于是经由瑞典、丹麦、荷兰到了柏林,觐见普王威廉(其后的德意志皇帝威廉第一)与铁血宰相俾斯麦。
威、俾二人对他与他的代表团十分欢迎,其热烈不亚于拿破仑第三。俾斯麦表示:中国地大物博人多,前途未可限量。俾斯麦应蒲安臣之请,代表“北德意志联邦”发表了一件声明,其内容与克赖兰登的声明相仿。
蒲安臣于是又去俄国,在同治九年正月初三(2月2日)到达圣彼得堡。他会晤了俄国外相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,看出他们对中国所存的野心,知道很难有结果,闷闷不乐。他也见到俄皇亚力山大第二,而且被邀请在正月十八日入宫欣赏古玩。这一天,他回寓便一病不起,在六天以后逝世。
清廷颁一万两银子,作为他的治丧费,追赠他“一品衔”。恭亲王亲自到美国驻华使馆吊唁。
代表团的首席,由志刚接任。此人的能力、热心与蒲安臣相差太远,只想早一点回国。
于是,代表团匆匆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,取道比利时与意大利登轮东返,在比、意两国也只是顺便访问而已,毫无收获。
恭亲王之所以奏派蒲安臣、志刚等人作巡回大使访问各国,
无非是作为“修约”的一种准备。恭亲王对咸丰九年、十年的“修约”战争与“换约战争”,记忆犹新,而《中英天津条约》载有十年以后再行修改的条款,所以很忧虑列强又将提出若干新的要求。他在同治六年向各省督、抚征询关于“再修约”的意见,以及如何应付《天津条约》中已有规定而尚未实施的项目,如“觐见”与“遣使”。
外国大使、公使向本国元首觐见原是例行公事,然而清朝君臣始则坚持跪拜之礼,继则于战败以后答应“对其本国君主之礼”相见,仍用延宕手腕一推再推。官文说:“觐者,诸侯虻天f之礼……未有非属国而觐,即未有觐而不行跪拜礼者,且未有诸侯不自来而使其臣来觐者。今夷既末能进于中国,而中国转自变其礼,以委屈相从,奴才窃未见其可也。”
曾、左、李三人与官文的见解不同。他们认为不妨准外国大使、公使觐见。曾说:“拟请侯皇上(同治)亲政之后,准其入觐。其仪节临时酌定,既为敌国(对等国家)使臣,不必强以所难。”左说:“在彼所争者中外均敌,不甘以属国自居,非有他也,似不妨允其所请。”李说:觐见“须待我皇上亲政后,再为奏请施行。”于是,恭亲王决定:等待同治大婚与亲政以后,让各国大使公使觐见。他吩咐蒲安臣,向各国元首解释,现值两宫皇太后垂帘时期,按照中国礼俗女人不便接见男宾。
关于遣使的事,反对最坚决的也是官文。官文说:“中国(使臣)赴外国,并无应办事件,无须遣使。”赞成遣使的,也是曾、左、李。曾说:“中外既已和好,彼此往来亦属常事”。左说:“沿海士商,经历各海国者不乏其人,其中亦有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惟责成各督、抚及总理船政大臣(沈葆帧)精为访择,必有可应命者。”李说:“遣使外洋,(各)该国本毋庸跪拜,尽可从宜从众。”
于是,恭亲王便先派蒲安臣作巡回大使试试,同时叫志刚与孙家谷跟着去阅历阅历。
志刚与孙家谷二人阅历了两年,对外交官生涯已感厌倦。其后天津教案发生,被派往法国去道歉的特使是崇厚。到了光绪元年,英人马加里在云南被杀,被派往英国去遭歉的特使是郭嵩焘,副使是许钤身。
第一任正常的外交使臣是陈兰彬与容闳,所驻的国家是美国、西班牙、秘鲁。派出的年代,也是光绪元年。
《细说清朝》一一七、对秘鲁建交
秘鲁之所以于拉丁美洲各国之中特受重视,是因为当时贩运华工的船多半是秘鲁所有。华工被运去秘鲁开矿的,人数也极多。
对秘鲁建交,是李鸿章经手的。秘鲁的专使葛尔西亚在同治十二年到天津,拜访李鸿章。李鸿章告诉他:根据粤海关税务司报告:同治九年有秘鲁船一只,在澳门“贩载”华工三百一十三人;同治十年有秘鲁船十三只。在澳门贩载华工五千九百八十七人;同治十一年有秘鲁船十九只,在澳门贩载华工九千三百八十一人(其中有二百多人受不了玛也西号船主的虐待,在日本横滨纷纷跳水,企图自杀。日本当局将该船扣留,把船主与华工交由“各国领事公同讯问”。结果,通知中国两江总督兼“南洋大臣”何璟,派人把这二百多人带回中国)。
这些是有案可稽的,无案可稽的至少又有八九万人。因为,秘鲁专使葛尔西亚自己承认,当时已经住在秘鲁的华人有十万以上。
葛尔西亚接受李鸿章的意见,在《中秘通商条约》的草案上列入“查办华工专条”,规定中国可以派员到秘鲁查询华工受苦的情形,通知秘鲁的地方官将雇主“传案讯断”,倘华工对判词不服,可以上诉于“秘国各大员”;凡是合同内有“期满由雇主资遣回国”字样的,雇主必须践约;倘合同内没有“期满由雇主资遣回国”字样,而华工自愿回国又无力自付川资的,应由秘鲁政府设法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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