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6章
其中以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斌静为最荒唐。
张格尔从浩罕国溜到布鲁特国,向布鲁特国王借了几百名兵士,打进新疆。
道光赶紧将斌静免职逮捕,派永芹去继任参赞大臣。这永芹虽不怎样荒唐,却是胆小如鼠。他部下有一个领队大臣巴彦巴图带兵出阵,找不到敌人,竟然杀了一百多无辜的老百姓冒功。结果,引起当地人的公愤,当地人集合起来,将巴彦巴图与二百多名清兵杀光。
道光义撤了永芹,派庆祥去当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。庆祥所留下的伊犁将军一职,改由长龄接充。这时候已经是道光五年的八月了。
又过了一年,张格尔更加“猖狂”。而且浩罕也派了三千兵帮助他。结果,喀什噶尔沦陷,庆样自杀。不久,英吉沙尔、叶尔羌、和阗,三个大城也沦陷。
道光调动杨遇春和杨芳,到新疆来助战。二杨到达以后,和张格尔打了几次硬仗,在道光七年三月间收复喀什噶尔、英吉沙尔、叶尔羌;五月间收复和阗。张格尔逃出中国国境。
伊犁将军长龄派了间谍出去,宣称清军已经撤走。张格尔果然又带了几百兵入境。他遇到清军,大败,逃入山中,被布鲁特人捉了,献绐清军。清军把张格尔押解到北京,凌迟处死。又过了两年,在道光十年的秋天,浩罕国国王摩诃末·阿利说动了张格尔的哥哥摩诃末.玉素普,带浩罕兵进入新疆,替张格尔报仇,占了喀什噶尔,围攻英吉沙尔与叶尔羌。
道光再叫二杨去打,二杨一到,浩罕的兵撤了回去,摩诃末·玉素普无法,只得也跟着走了。
清方与浩罕讲和,在道光十一年冬天订立和约,互换俘虏,恢复通商。
然而,一波方平一波又起。道光十二年春天,湖南有一位瑶人领袖赵金龙起兵反清,广东的瑶人纷纷响应。清方损失了一个提督(海陵阿)。道光调动老将罗思举,才在这一年的夏天把赵金龙消灭。几个月以后,赵金龙的余党、广东达州的瑶人赵福金,也被罗思举击败,斩首。
此外,零星的小变乱也很多。
《细说清朝》七一、律劳卑之死
律劳卑(LordNapier)的中文名字,应该译成“奈皮儿勋爵”。当时的通事(译员)把“勋爵”译写为“律”,用广东音来传写英文的音。“奈皮儿”写成“劳卑”。
他的全名,是韦廉·约翰·奈皮儿。他在血统上属于英国王室,有相当的地位。清朝的两广官吏,连英国国王都看不起,对奈皮儿勋爵于是也只承认他是一个“夷目”。不称他为勋爵或“大人”,而称他为“律”,可能是故意的。
这一个“律劳卑”,倘若留在英国,优游自在地度贵族的生活多好。或是被派到法国、美国或普鲁士当大使,也能以当时第一强国外交官的身份,享受最客气的招待。偏偏要在1833年于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被取消之时,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广州的“总监”,结果气死在澳门。
以前,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原有所谓大班一人,然而地位不高,情愿对粤海关监督上禀帖,交由“公行”代呈。
律劳卑来后却不肯,也无权如此做。英国(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)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曾经明白训令律劳卑,必须“在到了广州的时候,用书信告知中国的总督”。换句话说,要他与两广总督发生直接的关系。
律劳卑在道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(1834年7月15日)到达广州,住在“商馆”。公行的两个领袖来访问他,想传达总督卢坤吩咐粤海关经由公行而颁发给他的指示,他说他不愿接受,也不能接受。
第二天,他叫秘书阿斯特尔,带了一封写给总督的英文信与华文译本,到广州的城门,设法投递。阿斯特尔在城门口等候了三个小时,遇到好几个中国官吏,但均不敢收下这封信。他们说,这封信应该交给公行代转。最后,来了一个“协台”,但也不肯收。一个公行领袖说,他收下来陪同协台去交给总督。但是阿斯特尔认为,这样便仍旧是由公行代转,宁可不交出这封信,带回去可以还给律劳卑。
过了一天,公行的人来请律劳卑把信封上加写一个“禀”字,律劳卑不肯。
总督下令给粤海关,叫粤海关转令公行,叫“夷目”律劳卑先回澳门,静候总督奏请大皇帝决定,是否准许改变那一百多年以来公行与大班之间的关系。律劳卑也不肯,仍旧留在广州抗令。
总督申斥粤海关与公行,并且要查办公行,何以让“夷目”未经准许擅自来到广州。公行于是只得在七月十二日(8月l6日)宣布与英国商人停止贸易。
七天以后,总督派广州知府、潮州知府与广州协台,以及公行商人,来访问律劳卑。谈了一阵,毫无结果。总督把广州知府撤职。
又过了十天,七月二十九日(9月2日),总督下令“封舱”。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制裁。所有的华人仆役均须从英国商馆中撤退,任何人、中国人或别国的人,均不许卖日用必需品给英国人或作任何交易。
总督卢坤的封舱令,是隔了两天到八月初二(9月4日)才公布施行的。在这两天,公行会同怡和洋行的老板查顿作最后的调停。他们与律劳卑商量好四点办法:(一)由英国商人出面上禀帖,清求恢复贸易(对七月十二日公行的行动而言),由总督批准;(二)律劳卑于四五天以后悄悄离开广州,去澳门居住;(三)在律劳卑走的时候总督不出告示,也不下令禁止他再来广州;(四)以后律劳卑随时可来,中国官方装作不知。
这四点办法,传说卢坤颇有接受之意,但是巡抚祁塨很不赞成。于是,封舱令终于在八月初二贴了出来。
这一天,气候十分炎热。商馆中的华人仆役走光,蔬菜、水果、面包、牛肉均没有贩子送来。律劳卑与若干住在商馆的英国人苦不堪言。而且商馆后边的河面有中国兵船在耀武扬威,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威胁。
律劳卑气不过,也下令给两艘英国兵船,由外海闯入虎门。这两艘英国兵船于八月初九(9月11日)开抵黄埔岛,沿途冒着炮台的炮火,但不曾受伤。少数的英国陆战队先期于五天以前到达商馆。
律劳卑在八月初六(9月8日)发表一项宣言,说中国当局开始了战争的前奏曲;又说,他将要直接向中国大皇帝控诉两广总督的欺诈而背信的行为。
卢坤于是也在八月初九下训令给公行,作为对律劳卑的答复。卢坤说,英国固然不妨派一个“夷目”(对华商务总监)来替代以前的“大班”,中国也有权继续执行那凡是洋商的禀帖必须经由公行转呈的老规矩。而且中国官吏照例不得与洋人来往,除非接待“贡使”或礼貌上与典礼上的访问。英国政府并不曾将任命律劳卑的事正式通知中国政府,律劳卑也不曾携有证件。律劳卑贸然来到广州,要与总督通信(而且要约期会面),不肯容许总督等待奏准皇上,甚至公然调兵、调兵船、携带武器,闯入中国国境,向中国炮台开炮,干犯中国的法律,是不对的。
卢坤在训令中强调:他麾下有成万的兵,很容易歼灭律劳卑的武力。
为了稍许给律劳卑一点颜色看看,卢坤又下令将公行中的“英商保人”通事,与某一艘被认为是夹带了律劳卑来广州的商船的掌舵,一齐逮捕下狱。
公行的人,依照中国当时的法令,不得不担负一切洋商行为的责任。所以,最倒霉的便是他们,最热心于转圜的也是他们。他们再三苦劝律劳卑让步。
律劳卑自从被“封舱”以来,便得了病;到阳历9月9日又染了疟疾。于是,在9月l4日表示可以离开广州,七天以后,他下令撤退英国兵船,同时自己也乘小船启程赴澳门,走了半个月才到。到后过了半个月,便含恨而死。
卢坤在八月二十七日(9月29日)下令开舱,中、英之间的贸易恢复常态。
《细说清朝》七二、义律连升三级
律劳卑死后,在他下面的“次监”、“三监”、“秘书”,均升了官。
“次监”德庇时升为“总监”。“三监”罗宾臣升为“次监”。
“秘书”阿斯特尔升为“三监”。
另一个舰长出身的义律,被任命为“秘书”。
德庇时,本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职员,名义是小组委员会的委员。他学会了华文、华语,懂得中国官场的规矩与手续。因此,在继任总监以后,采取“缄默而不动的政策”,静候英国政府颁发进一步的训令。英国政府并无进一步的训令颁来,他也就一切照常,在商言商。
有若干在华的英商对他不满,联名直接向英国国王上请愿书,说中国不承认总监、次监等人的地位,英国必须派遣一位具有相当资历的外交官,带足够的武力来,到中国北方去示威而避免严重战争,藉以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。
德庇时认为此项请愿书“粗疏而未经熟虑”。他感觉和这批商人共事没有意思,便在1835年阳历1月间辞了总监之职。
于是,次监罗宾臣升为总监,阿斯特尔升为次监,义律升为三监。姜司吞作厂秘书。
十个月以后,阿斯特尔辞了次监,回东印度公司服务,义律升为次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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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格尔从浩罕国溜到布鲁特国,向布鲁特国王借了几百名兵士,打进新疆。
道光赶紧将斌静免职逮捕,派永芹去继任参赞大臣。这永芹虽不怎样荒唐,却是胆小如鼠。他部下有一个领队大臣巴彦巴图带兵出阵,找不到敌人,竟然杀了一百多无辜的老百姓冒功。结果,引起当地人的公愤,当地人集合起来,将巴彦巴图与二百多名清兵杀光。
道光义撤了永芹,派庆祥去当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。庆祥所留下的伊犁将军一职,改由长龄接充。这时候已经是道光五年的八月了。
又过了一年,张格尔更加“猖狂”。而且浩罕也派了三千兵帮助他。结果,喀什噶尔沦陷,庆样自杀。不久,英吉沙尔、叶尔羌、和阗,三个大城也沦陷。
道光调动杨遇春和杨芳,到新疆来助战。二杨到达以后,和张格尔打了几次硬仗,在道光七年三月间收复喀什噶尔、英吉沙尔、叶尔羌;五月间收复和阗。张格尔逃出中国国境。
伊犁将军长龄派了间谍出去,宣称清军已经撤走。张格尔果然又带了几百兵入境。他遇到清军,大败,逃入山中,被布鲁特人捉了,献绐清军。清军把张格尔押解到北京,凌迟处死。又过了两年,在道光十年的秋天,浩罕国国王摩诃末·阿利说动了张格尔的哥哥摩诃末.玉素普,带浩罕兵进入新疆,替张格尔报仇,占了喀什噶尔,围攻英吉沙尔与叶尔羌。
道光再叫二杨去打,二杨一到,浩罕的兵撤了回去,摩诃末·玉素普无法,只得也跟着走了。
清方与浩罕讲和,在道光十一年冬天订立和约,互换俘虏,恢复通商。
然而,一波方平一波又起。道光十二年春天,湖南有一位瑶人领袖赵金龙起兵反清,广东的瑶人纷纷响应。清方损失了一个提督(海陵阿)。道光调动老将罗思举,才在这一年的夏天把赵金龙消灭。几个月以后,赵金龙的余党、广东达州的瑶人赵福金,也被罗思举击败,斩首。
此外,零星的小变乱也很多。
《细说清朝》七一、律劳卑之死
律劳卑(LordNapier)的中文名字,应该译成“奈皮儿勋爵”。当时的通事(译员)把“勋爵”译写为“律”,用广东音来传写英文的音。“奈皮儿”写成“劳卑”。
他的全名,是韦廉·约翰·奈皮儿。他在血统上属于英国王室,有相当的地位。清朝的两广官吏,连英国国王都看不起,对奈皮儿勋爵于是也只承认他是一个“夷目”。不称他为勋爵或“大人”,而称他为“律”,可能是故意的。
这一个“律劳卑”,倘若留在英国,优游自在地度贵族的生活多好。或是被派到法国、美国或普鲁士当大使,也能以当时第一强国外交官的身份,享受最客气的招待。偏偏要在1833年于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被取消之时,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广州的“总监”,结果气死在澳门。
以前,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原有所谓大班一人,然而地位不高,情愿对粤海关监督上禀帖,交由“公行”代呈。
律劳卑来后却不肯,也无权如此做。英国(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)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曾经明白训令律劳卑,必须“在到了广州的时候,用书信告知中国的总督”。换句话说,要他与两广总督发生直接的关系。
律劳卑在道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(1834年7月15日)到达广州,住在“商馆”。公行的两个领袖来访问他,想传达总督卢坤吩咐粤海关经由公行而颁发给他的指示,他说他不愿接受,也不能接受。
第二天,他叫秘书阿斯特尔,带了一封写给总督的英文信与华文译本,到广州的城门,设法投递。阿斯特尔在城门口等候了三个小时,遇到好几个中国官吏,但均不敢收下这封信。他们说,这封信应该交给公行代转。最后,来了一个“协台”,但也不肯收。一个公行领袖说,他收下来陪同协台去交给总督。但是阿斯特尔认为,这样便仍旧是由公行代转,宁可不交出这封信,带回去可以还给律劳卑。
过了一天,公行的人来请律劳卑把信封上加写一个“禀”字,律劳卑不肯。
总督下令给粤海关,叫粤海关转令公行,叫“夷目”律劳卑先回澳门,静候总督奏请大皇帝决定,是否准许改变那一百多年以来公行与大班之间的关系。律劳卑也不肯,仍旧留在广州抗令。
总督申斥粤海关与公行,并且要查办公行,何以让“夷目”未经准许擅自来到广州。公行于是只得在七月十二日(8月l6日)宣布与英国商人停止贸易。
七天以后,总督派广州知府、潮州知府与广州协台,以及公行商人,来访问律劳卑。谈了一阵,毫无结果。总督把广州知府撤职。
又过了十天,七月二十九日(9月2日),总督下令“封舱”。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制裁。所有的华人仆役均须从英国商馆中撤退,任何人、中国人或别国的人,均不许卖日用必需品给英国人或作任何交易。
总督卢坤的封舱令,是隔了两天到八月初二(9月4日)才公布施行的。在这两天,公行会同怡和洋行的老板查顿作最后的调停。他们与律劳卑商量好四点办法:(一)由英国商人出面上禀帖,清求恢复贸易(对七月十二日公行的行动而言),由总督批准;(二)律劳卑于四五天以后悄悄离开广州,去澳门居住;(三)在律劳卑走的时候总督不出告示,也不下令禁止他再来广州;(四)以后律劳卑随时可来,中国官方装作不知。
这四点办法,传说卢坤颇有接受之意,但是巡抚祁塨很不赞成。于是,封舱令终于在八月初二贴了出来。
这一天,气候十分炎热。商馆中的华人仆役走光,蔬菜、水果、面包、牛肉均没有贩子送来。律劳卑与若干住在商馆的英国人苦不堪言。而且商馆后边的河面有中国兵船在耀武扬威,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威胁。
律劳卑气不过,也下令给两艘英国兵船,由外海闯入虎门。这两艘英国兵船于八月初九(9月11日)开抵黄埔岛,沿途冒着炮台的炮火,但不曾受伤。少数的英国陆战队先期于五天以前到达商馆。
律劳卑在八月初六(9月8日)发表一项宣言,说中国当局开始了战争的前奏曲;又说,他将要直接向中国大皇帝控诉两广总督的欺诈而背信的行为。
卢坤于是也在八月初九下训令给公行,作为对律劳卑的答复。卢坤说,英国固然不妨派一个“夷目”(对华商务总监)来替代以前的“大班”,中国也有权继续执行那凡是洋商的禀帖必须经由公行转呈的老规矩。而且中国官吏照例不得与洋人来往,除非接待“贡使”或礼貌上与典礼上的访问。英国政府并不曾将任命律劳卑的事正式通知中国政府,律劳卑也不曾携有证件。律劳卑贸然来到广州,要与总督通信(而且要约期会面),不肯容许总督等待奏准皇上,甚至公然调兵、调兵船、携带武器,闯入中国国境,向中国炮台开炮,干犯中国的法律,是不对的。
卢坤在训令中强调:他麾下有成万的兵,很容易歼灭律劳卑的武力。
为了稍许给律劳卑一点颜色看看,卢坤又下令将公行中的“英商保人”通事,与某一艘被认为是夹带了律劳卑来广州的商船的掌舵,一齐逮捕下狱。
公行的人,依照中国当时的法令,不得不担负一切洋商行为的责任。所以,最倒霉的便是他们,最热心于转圜的也是他们。他们再三苦劝律劳卑让步。
律劳卑自从被“封舱”以来,便得了病;到阳历9月9日又染了疟疾。于是,在9月l4日表示可以离开广州,七天以后,他下令撤退英国兵船,同时自己也乘小船启程赴澳门,走了半个月才到。到后过了半个月,便含恨而死。
卢坤在八月二十七日(9月29日)下令开舱,中、英之间的贸易恢复常态。
《细说清朝》七二、义律连升三级
律劳卑死后,在他下面的“次监”、“三监”、“秘书”,均升了官。
“次监”德庇时升为“总监”。“三监”罗宾臣升为“次监”。
“秘书”阿斯特尔升为“三监”。
另一个舰长出身的义律,被任命为“秘书”。
德庇时,本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职员,名义是小组委员会的委员。他学会了华文、华语,懂得中国官场的规矩与手续。因此,在继任总监以后,采取“缄默而不动的政策”,静候英国政府颁发进一步的训令。英国政府并无进一步的训令颁来,他也就一切照常,在商言商。
有若干在华的英商对他不满,联名直接向英国国王上请愿书,说中国不承认总监、次监等人的地位,英国必须派遣一位具有相当资历的外交官,带足够的武力来,到中国北方去示威而避免严重战争,藉以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。
德庇时认为此项请愿书“粗疏而未经熟虑”。他感觉和这批商人共事没有意思,便在1835年阳历1月间辞了总监之职。
于是,次监罗宾臣升为总监,阿斯特尔升为次监,义律升为三监。姜司吞作厂秘书。
十个月以后,阿斯特尔辞了次监,回东印度公司服务,义律升为次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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