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7章
姜可吞升为三监。秘书的职务,由一个埃勒姆斯里接充。
罗宾臣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老人,所采的政策与德庇时相同,因此也不能为在华的英商所拥护,同时碰了英国政府若干钉子。
第一个钉子是,有一个英商契停,欠了透纳公司三百元(墨西哥币,相当于其后的中国银元)不还。罗宾臣身为总监不能不管,就代表英国政府代还,同时命令契停以三百元还给英国政府。契停不接受这个命令,说罗宾臣并未依照英国政府当初给律劳卑的训令驻在广州,律劳卑及其历任的继任者(包括罗宾臣)也从未领有英国国王所签署的任命状(只有外务大臣的派令),而且澳门不是广州(这时候契停住在澳门),罗宾臣“无权在澳门擅行立法”。这件事闹到外务大臣帕麦斯顿那里,帕麦斯顿说,罗宾臣不该多事。
第二个钉子是,有一个英商殷纳士,在伶仃岛交了货物(鸦片)给中国舵手阿贾,叫他转交给一艘开往马尼拉的船。阿贾自作主张,把货物(鸦片)带去广州,被中国海关没收。殷纳士向总监写信要货,得不到答复,声称将自求补偿(抢劫中国货船)。罗宾臣劝他忍耐,静候交涉。帕麦斯顿告诉罗宾臣:“你没有权力把大英臣民逐出中国国境。”
第三个钉子是,罗宾臣把办公地点搬到伶仃岛,被帕麦斯顿批驳。
帕麦斯顿认为,总监的管辖区域,固然可以包括澳门与伶仃岛,但是他本人必须驻在广州。
帕麦斯顿似乎并不知道,中国当局不许任何英国人终年在广州居住。(通常只准英国人在冬季来,把货物卖了就离开,回英国、印度或澳门。)
帕麦斯顿于l836年(道光十六年)阳历6月7日很不客气地写训令给罗宾臣,将他免职。
这一道训令于半年以后到达(那时候轮船慢,又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,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。)罗宾臣遵照训令所示,立刻把档案与印信移交义律。
当天(阳历l2月14日),义律用禀帖通知两广总督,说已受任为“英国在华的最高官吏”。同时,向帕麦斯顿解释:华文的“禀”与英文的Petition含义不同。
这禀帖是交由公行转呈给粤海关监督,再转呈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的。
邓廷桢训令粤海关转知公行,叫义律在澳门等候奏准皇上批准以后,才能来广州。
义律又上了一个禀帖,说他愿意住在澳门等候,又说倘若能获准前来广州,他将处理有关英国人的公务,并“竭力保持两国之间现存的可喜的和平”。
道光皇帝批复邓廷桢的奏章,准许义律“有时在广州居住,有时在澳门居住”,但仍须遵守一切适用于大班的规章。换句话说,清朝官方不把他视作外国的官员,而把他视作外商的大班。于是,义律遵令到广州,住了三个星期,回澳门。这是道光十七年(1837年)阳历4、5月间的事。
一方面,清方责备他措辞不逊,开口闭口是“两国之间”,把区区国与天朝并称。另一方面,英国外务大臣帕麦斯顿也写了训令来,责备他不该对中国两广总督用禀帖,而且经由公行的商人转呈。帕麦斯顿再三地告诉他,以后必须“直接”与中国当局“通信”,不许用禀帖经由公行商人转呈。
义律夹在两方之间,真是左右为难。其实他最好辞职,不必作“驻华商务总监”。严格说来,他也无职可辞,帕麦斯顿并未正式任命他当“总监”。他在罗宾臣担任总监之时,位居“次监”;罗宾臣被免职,把档案印信移交给他,他就“自封”为总监。帕麦斯顿前后给他下训令,只说“尔等诸监督”应该如何,并不说“尔总监”应该如何。
帕麦斯顿所设立的是一个“王家委员会”,由三个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,以替代东印度公司的“小组委员会”。三个监督之分为总监、次监、三监,原不过为了一时方便。帕麦斯顿对罗宾臣生气而免掉他的职务之时,曾经说过“政府有意废除总监一职”。
《细说清朝》七三、鸦片问题
这样一个义律,是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(1839年3月11日)到广州以后的交涉对手。
比起他的几个前任(律劳卑、德庇时、罗宾臣),义律的作风可谓别创一格。他不像律劳卑那样倔强,也不像德庇时与罗宾臣那样妥协。他肯用禀帖对两广总督行文,但暗中却在催促英国政府使用相当武力。
自从他在1836年l2月14日接任以后,中、英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。倘若问题仅限于英国之要求对等外交,已经是够麻烦的了;偏偏有鸦片贸易夹在里面,把事情弄到非抓破脸皮不可。
义律本人有没有也做一点鸦片生意,待考;但他忘记不了靠了鸦片,英国每年可以从中国吸收一千万两以上的银子,十年就是一万万两,二十年就是二万万两。
英国,本是一个小国,而且在当时没有多少工艺品可以卖给中国。英国的毛呢,中国人不需要,那时候穿西装的太少了。在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以前,英国必须把一船一船的银子运来,换取茶叶、大黄、丝绸、瓷器。
早在唐朝、宋朝,把鸦片输入中国的是阿拉伯人。其后,在明朝末年与清朝初年,葡萄牙人、西班牙人、荷兰人都干过这生意,然而数量不多。
英国东印度公司于蚕食印度以后,把鸦片大量种植,作为该公司的专利品。于是英国商人获得丰富的鸦片来源,纷纷把英国的货品(包括毛呢)运到印度,换出钱来买廉价的鸦片输入中国,吸收白银。
由于中国政府自维正年间以来,严禁鸦片进口,英国东印度公司尽管在印度供应鸦片,不方便由公司自身出面卖鸦片给中国人,或准许公司自身的船只代客运输鸦片到中国。
直至道光十四年(1834年)为止,东印度公司享有中、英之间一切贸易的专利权。不属于该公司的英国人与英国船只,却未尝不可以对华贸易,只须向公司缴纳相当费用。
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对华贸易专利权以后,任何一个英国人均可以来中国做生意,而不必向该公司缴费、受该公司管制。英国政府顾虑到这些“自由商人”必须有一个机构加以管理,因此才设立了所谓“王家委员会”,由三个商务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,先后任命律劳卑、德庇时、罗宾臣为三个临督之中的总监。
“自由商人”蜂拥而来,中、英之间的贸易额直线上升,上升的主要项目是鸦片。
雍正年间,每年进口的鸦片平均是二百箱(每箱在一百斤左右);乾隆年间,是四千箱;嘉庆年间,是四千五百箱。道光元年至道光十四年,是一万四千箱。
在义律继任总监的第一个年度(1837年至l838年),进口的鸦片是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三箱左右;第二个年度,是四万零二百箱。
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的政策,在雍正、乾降两个皇帝之时,是禁止境内的人民“吸食”,但准许外国的鸦片以药品名义“输入”,按值抽税。到了嘉庆皇帝之时,把输入也禁止。但是“洋烟”照样以走私的方式进来。
那时候,由于大小官员无不受贿,烟船公然来往于澳门、黄埔之间。道光皇帝即位以后,严令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加以取缔。阮元只得在道光元年认真起来,把黄埔的烟船统统赶走,而且惩办了澳门的若干囤户。
事实上,鸦片贸易有增无减。烟船移泊到“海外”的伶仃岛交易的手续,不再是现款取货,而改为先在广州付款立券,然后在闽、粤之间的南澳等地凭券交货。同时,趸船代替囤户,而运烟的任务改由所谓“快蟹”执行。(快蟹是具有十个桨的小船。)英国第三任驻华商务总监罗宾臣,之所以把他的办公处由广州移到伶仃岛,其原因正在于此。
这样的大迂回,使得从事鸦片贸易的华商与英商均感到不便。中国官吏也深以为苦。坏官吏,不容易收足应得的贿赂;好官吏,痛心于中国政府白白地丢了每年几万两银子的关税。
于是,“鸦片输入解禁”渐渐成为若干华人、英人的一致要求。他们的代言人,是太仆寺少卿许乃济。许乃济在道光十六年上一本奏章,主张解禁。他认为不妨准许鸦片输入,作为一种合法的商品,课以重税,限以只许“易货”,不许“易银”,则不仅关税不致白丢,而且白银外流的趋势可以遏止。
许乃济劝道光,把吸食鸦片的禁令也取消。他说,吸食鸦片的本是“闲荡无用之人”,吸穷了活该,吸死了也活该,毫无足惜。政府只要管住了当兵的、读书的与文武官吏,就好。
许乃济很彻底,除了主张不禁输入与不禁吸食以外,又主张不禁种植。他说,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鸦片多了,便自然不需要向洋人购买。
道光把许乃济的奏章,批交两广总督邓廷桢、广东巡抚祁填、粤海关监督文祥,叫他们详议,这三人议了以后,向道光复奏,说“如蒙俞允弛禁通行,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”。
但是,道光本人颇不谓然。他继续征求京城内外大小官吏的意见。于是反对开禁的奏章,他也接到了不少。其中以黄爵滋与林则徐二人所写的,为最有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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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宾臣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老人,所采的政策与德庇时相同,因此也不能为在华的英商所拥护,同时碰了英国政府若干钉子。
第一个钉子是,有一个英商契停,欠了透纳公司三百元(墨西哥币,相当于其后的中国银元)不还。罗宾臣身为总监不能不管,就代表英国政府代还,同时命令契停以三百元还给英国政府。契停不接受这个命令,说罗宾臣并未依照英国政府当初给律劳卑的训令驻在广州,律劳卑及其历任的继任者(包括罗宾臣)也从未领有英国国王所签署的任命状(只有外务大臣的派令),而且澳门不是广州(这时候契停住在澳门),罗宾臣“无权在澳门擅行立法”。这件事闹到外务大臣帕麦斯顿那里,帕麦斯顿说,罗宾臣不该多事。
第二个钉子是,有一个英商殷纳士,在伶仃岛交了货物(鸦片)给中国舵手阿贾,叫他转交给一艘开往马尼拉的船。阿贾自作主张,把货物(鸦片)带去广州,被中国海关没收。殷纳士向总监写信要货,得不到答复,声称将自求补偿(抢劫中国货船)。罗宾臣劝他忍耐,静候交涉。帕麦斯顿告诉罗宾臣:“你没有权力把大英臣民逐出中国国境。”
第三个钉子是,罗宾臣把办公地点搬到伶仃岛,被帕麦斯顿批驳。
帕麦斯顿认为,总监的管辖区域,固然可以包括澳门与伶仃岛,但是他本人必须驻在广州。
帕麦斯顿似乎并不知道,中国当局不许任何英国人终年在广州居住。(通常只准英国人在冬季来,把货物卖了就离开,回英国、印度或澳门。)
帕麦斯顿于l836年(道光十六年)阳历6月7日很不客气地写训令给罗宾臣,将他免职。
这一道训令于半年以后到达(那时候轮船慢,又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,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。)罗宾臣遵照训令所示,立刻把档案与印信移交义律。
当天(阳历l2月14日),义律用禀帖通知两广总督,说已受任为“英国在华的最高官吏”。同时,向帕麦斯顿解释:华文的“禀”与英文的Petition含义不同。
这禀帖是交由公行转呈给粤海关监督,再转呈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的。
邓廷桢训令粤海关转知公行,叫义律在澳门等候奏准皇上批准以后,才能来广州。
义律又上了一个禀帖,说他愿意住在澳门等候,又说倘若能获准前来广州,他将处理有关英国人的公务,并“竭力保持两国之间现存的可喜的和平”。
道光皇帝批复邓廷桢的奏章,准许义律“有时在广州居住,有时在澳门居住”,但仍须遵守一切适用于大班的规章。换句话说,清朝官方不把他视作外国的官员,而把他视作外商的大班。于是,义律遵令到广州,住了三个星期,回澳门。这是道光十七年(1837年)阳历4、5月间的事。
一方面,清方责备他措辞不逊,开口闭口是“两国之间”,把区区国与天朝并称。另一方面,英国外务大臣帕麦斯顿也写了训令来,责备他不该对中国两广总督用禀帖,而且经由公行的商人转呈。帕麦斯顿再三地告诉他,以后必须“直接”与中国当局“通信”,不许用禀帖经由公行商人转呈。
义律夹在两方之间,真是左右为难。其实他最好辞职,不必作“驻华商务总监”。严格说来,他也无职可辞,帕麦斯顿并未正式任命他当“总监”。他在罗宾臣担任总监之时,位居“次监”;罗宾臣被免职,把档案印信移交给他,他就“自封”为总监。帕麦斯顿前后给他下训令,只说“尔等诸监督”应该如何,并不说“尔总监”应该如何。
帕麦斯顿所设立的是一个“王家委员会”,由三个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,以替代东印度公司的“小组委员会”。三个监督之分为总监、次监、三监,原不过为了一时方便。帕麦斯顿对罗宾臣生气而免掉他的职务之时,曾经说过“政府有意废除总监一职”。
《细说清朝》七三、鸦片问题
这样一个义律,是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(1839年3月11日)到广州以后的交涉对手。
比起他的几个前任(律劳卑、德庇时、罗宾臣),义律的作风可谓别创一格。他不像律劳卑那样倔强,也不像德庇时与罗宾臣那样妥协。他肯用禀帖对两广总督行文,但暗中却在催促英国政府使用相当武力。
自从他在1836年l2月14日接任以后,中、英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。倘若问题仅限于英国之要求对等外交,已经是够麻烦的了;偏偏有鸦片贸易夹在里面,把事情弄到非抓破脸皮不可。
义律本人有没有也做一点鸦片生意,待考;但他忘记不了靠了鸦片,英国每年可以从中国吸收一千万两以上的银子,十年就是一万万两,二十年就是二万万两。
英国,本是一个小国,而且在当时没有多少工艺品可以卖给中国。英国的毛呢,中国人不需要,那时候穿西装的太少了。在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以前,英国必须把一船一船的银子运来,换取茶叶、大黄、丝绸、瓷器。
早在唐朝、宋朝,把鸦片输入中国的是阿拉伯人。其后,在明朝末年与清朝初年,葡萄牙人、西班牙人、荷兰人都干过这生意,然而数量不多。
英国东印度公司于蚕食印度以后,把鸦片大量种植,作为该公司的专利品。于是英国商人获得丰富的鸦片来源,纷纷把英国的货品(包括毛呢)运到印度,换出钱来买廉价的鸦片输入中国,吸收白银。
由于中国政府自维正年间以来,严禁鸦片进口,英国东印度公司尽管在印度供应鸦片,不方便由公司自身出面卖鸦片给中国人,或准许公司自身的船只代客运输鸦片到中国。
直至道光十四年(1834年)为止,东印度公司享有中、英之间一切贸易的专利权。不属于该公司的英国人与英国船只,却未尝不可以对华贸易,只须向公司缴纳相当费用。
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对华贸易专利权以后,任何一个英国人均可以来中国做生意,而不必向该公司缴费、受该公司管制。英国政府顾虑到这些“自由商人”必须有一个机构加以管理,因此才设立了所谓“王家委员会”,由三个商务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,先后任命律劳卑、德庇时、罗宾臣为三个临督之中的总监。
“自由商人”蜂拥而来,中、英之间的贸易额直线上升,上升的主要项目是鸦片。
雍正年间,每年进口的鸦片平均是二百箱(每箱在一百斤左右);乾隆年间,是四千箱;嘉庆年间,是四千五百箱。道光元年至道光十四年,是一万四千箱。
在义律继任总监的第一个年度(1837年至l838年),进口的鸦片是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三箱左右;第二个年度,是四万零二百箱。
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的政策,在雍正、乾降两个皇帝之时,是禁止境内的人民“吸食”,但准许外国的鸦片以药品名义“输入”,按值抽税。到了嘉庆皇帝之时,把输入也禁止。但是“洋烟”照样以走私的方式进来。
那时候,由于大小官员无不受贿,烟船公然来往于澳门、黄埔之间。道光皇帝即位以后,严令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加以取缔。阮元只得在道光元年认真起来,把黄埔的烟船统统赶走,而且惩办了澳门的若干囤户。
事实上,鸦片贸易有增无减。烟船移泊到“海外”的伶仃岛交易的手续,不再是现款取货,而改为先在广州付款立券,然后在闽、粤之间的南澳等地凭券交货。同时,趸船代替囤户,而运烟的任务改由所谓“快蟹”执行。(快蟹是具有十个桨的小船。)英国第三任驻华商务总监罗宾臣,之所以把他的办公处由广州移到伶仃岛,其原因正在于此。
这样的大迂回,使得从事鸦片贸易的华商与英商均感到不便。中国官吏也深以为苦。坏官吏,不容易收足应得的贿赂;好官吏,痛心于中国政府白白地丢了每年几万两银子的关税。
于是,“鸦片输入解禁”渐渐成为若干华人、英人的一致要求。他们的代言人,是太仆寺少卿许乃济。许乃济在道光十六年上一本奏章,主张解禁。他认为不妨准许鸦片输入,作为一种合法的商品,课以重税,限以只许“易货”,不许“易银”,则不仅关税不致白丢,而且白银外流的趋势可以遏止。
许乃济劝道光,把吸食鸦片的禁令也取消。他说,吸食鸦片的本是“闲荡无用之人”,吸穷了活该,吸死了也活该,毫无足惜。政府只要管住了当兵的、读书的与文武官吏,就好。
许乃济很彻底,除了主张不禁输入与不禁吸食以外,又主张不禁种植。他说,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鸦片多了,便自然不需要向洋人购买。
道光把许乃济的奏章,批交两广总督邓廷桢、广东巡抚祁填、粤海关监督文祥,叫他们详议,这三人议了以后,向道光复奏,说“如蒙俞允弛禁通行,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”。
但是,道光本人颇不谓然。他继续征求京城内外大小官吏的意见。于是反对开禁的奏章,他也接到了不少。其中以黄爵滋与林则徐二人所写的,为最有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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